追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时，有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：南天门战役前，孟烦了攥着几小包白色粉末反复叮嘱战友别乱用，那是当时能救命的磺胺。二战时期，这种人工合成的抗菌药物是士兵急救包的标配，无需冷藏、便携易用，让战伤感染死亡率大幅下降，这粒从烽火中走来的白色结晶，不仅撑起了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中炮灰团的生存希望，更拉开了人类与致病菌百年博弈的抗菌药物发展序幕。

没人能想到，这把利剑的诞生源于一次偶然的发现。1932年德国化学家多马克在研究染料时，意外发现一种名为百浪多息的红色染料，能治好感染链球菌的小白鼠。后来人们才知道，这种染料在体内会分解成磺胺，而磺胺的作用原理好比偷袭，它长得和细菌必需的对氨基苯甲酸很像，会偷偷混进细菌的代谢过程，让细菌没法合成生存所需的叶酸，这也为后来的抗菌药物研发打开了新思路。

但磺胺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太久。1943年青霉素的大规模应用，把抗菌药物带入了黄金时代。如果说磺胺是偷袭者，青霉素就是正面强攻的勇士——它能直接破坏细菌的细胞壁，导致细菌因渗透压失衡而“胀破”死亡，由于人体细胞不含细胞壁因而副作用更小。二战后期，盟军士兵受伤后，只要及时注射青霉素，感染率大幅下降。从硫磺岛到诺曼底，青霉素拯救的生命，甚至超过了原子弹对战争的影响。此后，四环素、头孢菌素、喹诺酮类药物相继问世，就像一支支特种部队，针对不同细菌的软肋发起攻击：有的瞄准细菌的蛋白质合成，有的破坏细菌的DNA复制，人类似乎终于找到了对抗细菌的万能钥匙。

可胜利的背后，危机正在悄然滋生。就像《团长》里的日军会根据盟军战术调整策略，细菌也在抗菌药物的围剿中不断进化。上世纪50年代，青霉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有效率接近100%；到了80年代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（MRSA）出现，几乎能抵抗当时所有的青霉素类药物；如今，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目细菌（CRE）更是被称为“超级细菌”，对大多数抗菌药物都刀枪不入，感染后的死亡率超过50%。

这一切的根源，藏在我们对这把钥匙的滥用里：感冒发烧就吃头孢，将抗菌药与“消炎药”画上等号，误以为能摆平所有炎症；宠物生病，随手把人的抗菌药喂给它们，忽略物种差异与剂量安全；农田里为了减少病虫害、促进生长，把抗菌药当作生长剂添加到饲料中，让药物在食物链中悄悄累积；症状刚好转就擅自停药，觉得“不难受了就不用吃了”，留下耐药隐患；盲目追求新药、贵药，认定价格越高疗效越好，却不知对症才是关键；甚至未明确感染类型就随意联合用药，或线上随便填报信息就能买到抗菌药，让用药安全防线形同虚设。每一次不必要的使用，都是在给细菌练兵——敏感的细菌被杀死，剩下的耐药菌会把抗药基因传给下一代，甚至通过基因交换传给其他细菌，就像病毒在人群中传播一样，耐药性也在细菌间快速扩散。

从滇缅战场的磺胺，到实验室里的新型抗菌药物，人类与细菌的较量，从来不是一场一劳永逸的胜利。今年我国上市了针对“超级细菌”的氨曲南阿维巴坦钠，致力于破解多重耐药感染难题；科学家们还在研究“噬菌体疗法”，用细菌的天敌来精准杀灭耐药菌——这些探索，就像百年前磺胺的发现一样，是人类在困境中的又一次突围。

但真正的防线，从来不只在实验室里。就像《团长》里的胜利需要每个士兵守住阵地，对抗耐药菌，也需要我们每个人做好守门人，不把抗菌药当“万能药”，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彻底消灭细菌，但只要守住科学用药的底线，就能在这场持久战中，始终握住健康的主动权。